CFA一级固定收益：地方债治理需多管齐下标本兼治！
备考必备 | 2024-02-18
CFA一级的固定收益科目中固定收益市场的章节，重点讲解了债券的发行、交易和融资。
近日，一则有关12个省份推迟或停建部分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消息，在金融市场中引发了广泛而密切的关注。这一消息的源头是国务院办公厅在2023年底发布的一份文件，该文件要求12个重点省份从2024年开始分类加强政府投资管理，明确划出了严控新增项目、支持保障项目、停缓在建项目等具体领域的政策措施。针对一些债务风险较高的省份，包括天津、内蒙古、辽宁、吉林、黑龙江、广西、重庆、贵州、云南、甘肃、青海、宁夏。
毫无疑问，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，调整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是极其必要的。对此，我们不应将其简单理解为一项收缩性的政策。此番调控的主要目标是超出这些地方政府承受能力的新增项目，特别是禁止那些大手大脚的无效投资。对于一些重大项目，以及“三大工程”（保障房建设、“平急两用”公共基础设施、城中村改造），仍是绿灯放行。这种“有保有压”显示出调控手法的灵活、细腻和成熟。
财权和支出责任的不匹配，是地方债务扩张的重要原因，而地方政府软预算约束，则为地方债务的无序扩张提供了制度便利。要解决这个问题，必须对症下药，才能走出基建项目“放—乱—收”的不良循环。
中国财政种对于地方债务的处理一直是比较棘手的。中央政府已经对此实施了多轮治理，2014年的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意见》和2018年的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意见》可以看作是两个治理高潮。如果没有这些治理措施，地方债务问题可能已经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。然而，这个问题到现在仍然没有得到解决，一些地方债务问题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。即使中央政府多次进行债务清理和置换，隐形债务仍在继续膨胀。这其中的深层原因，值得我们深思。
对于地方债务的成因，已经有了一般性的共识：央地事权划分不明晰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不匹配，再加上各地的“GDP竞赛”。因为前些年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的推动，大规模举债成为了地方政府的首选策略。通过一些具体的案例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问题的微观机制。近日，中央纪委的一部反腐专题片披露了一些令人惊讶的事实：李再勇在担任六盘水市委书记的三年多时间里，当地新增债务达到了1500亿余元，推动了23个旅游项目的建设，其中有16个项目被贵州省列入低效闲置项目；盲目举债，仅债务利息就造成了9亿余元的重大损失。他本人承认，之所以离实际而大搞特搞，是因为“认为离中管干部只有最后一步了，希望搞一些大手笔、大动作，搞一点大动静，这样才能够引起上级的关注”。在个人私利的驱使下，财政约束和监督机制完全失效。
因此，解决地方债务问题，既需要在财政层面上做文章，比如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，理顺省以下财政关系，使权责配置更为合理、收入划分更趋规范，从制度上消除违规举债的冲动；也需要在政治层面上下功夫，强化监督和制衡，提高财政透明度，从而避免“政绩工程”和“面子工程”。同时，我们还需要加强问责制度。
我们不能脱离当前的宏观经济大环境来看待这次的基建项目调整。如果中国经济能在疫情后尽快回归正常轨道，那么一些基建项目可能就不会被推迟或停建。因此，经济增长是至关重要的。
我们必须承认，地方政府大举投资基建项目的背后，反映了中国经济中投资、消费和净出口等“三驾马车”的持续压力。虽然基建项目是否饱和、使用效率是否过低等问题早已成为政治和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话题，但是，在当前的环境下，民间投资明显萎缩，地方政府不得不依赖基建项目来支撑经济。通过改善预期、提振信心，重新激活民间投资热情，使其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，这是一个更为可取的路径。
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，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并不鲜见，每一次都发生在经济增长承压的背景下，并伴有经济政策的调整。不同于上世纪60年代初的那种剧烈调整，这次的“有保有压”发生在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经建立的年代，而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仍在进行中。我们期待，地方债务的治理能够引发新一轮的体制变革，进一步理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，推动从生产建设型财政向公共财政的转型。显然，这些都应该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。
在这种背景下，我们也需要承认，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，都面临着在保持经济增长和控制债务风险之间找到平衡的挑战。这就需要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和分析地方债务问题的实质，以及如何通过有效的治理策略来解决这个问题。
地方债务问题的产生，一方面与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体制密切相关。在这个体制中，地方政府承担着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任务，而地方官员的晋升也在很大程度上与其所在地区的经济表现挂钩。这种制度设置，无疑为地方政府大规模举债提供了动力。
另一方面，地方债务问题的产生也与中国的财政制度有关。由于税收体制的设定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往往无法满足其日益增长的支出需求，这使得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举债来弥补财政赤字。同时，由于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最终会由中央政府来承担，这又为地方政府的过度借款提供了便利。
这种情况下，如何解决地方债务问题呢？首先，我们需要改革现有的财政制度，以便更好地平衡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。其次，我们需要改革地方官员的考核机制，使其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，而非单一的GDP增长。在这方面，可以考虑引入更多的社会发展、环境保护等因素，作为评价地方官员工作的重要指标。另外，地方债的研究也需要持续的推进和加强，虽然目前关于地方债务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，但我们仍然需要从更多的角度和维度，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探讨。
地方债务问题一直以来是一个复杂而又重要的问题，需要我们从多个方面来进行深入研究和解决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有效地控制地方债务风险，促进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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